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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苏晗(北京大学)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下称EKC曲线)第一次进入公众视野大概是2015年两会期间,陈吉宁部长用其说明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随后常见于媒体对于环境与经济发展的讨论中。当时陈吉宁表示“从环境排污强度来看,我国现在已经超过历史上最高的两个国家——是当年德国和日本的2~3倍”,我国EKC曲线的拐点相对滞后,“面临前所未有的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在2015年两会期间受到关注,数据来源:360搜索指数

简单来说,EKC曲线是指一种倒U型的曲线,起初用来研究经济发展(主要用人均GDPGDP来表示)与环境破坏(主要用某种特定污染物排放量等来表示)二者之间的关系。在经济发展早期,由于工业化、资源使用量的增加、环保意识淡薄等多种原因,导致国家的经济发展时常伴随着环境的破坏。随着经济水平的提升,人们对环境保护的意识增加,加之技术进步、政府管理加强等多种因素,使得环境质量逐渐改善。从恶化到改善的转折点称为拐点,这个拐点对于不同污染物来说是不同的,一般对应人均GDP在三千到一万美元之间。

EKC曲线示意图,图片修改自维基百科

从这条曲线似乎可以得出,解决环境问题的关键在于发展经济,而并不是像《增长的极限》里所说的那样,要达到一个经济零增长的状态。然而为什么经济增长会带来环境质量改善?在EKC曲线研究中,最流行的一种解释被称为收入弹性(Income elasticity),大意是人们对生活环境的要求是随着收入的增长而提高的,越富有的人对环境质量的要求越高,当收入到达一定的程度,人们就会愿意花钱来改善环境,这体现在使用清洁技术、购买环境友好产品。穷人困于生计可能并不关心环境,而富人更加关心环境,并且在政府决策上的影响力也更大,所以才会出现拐点。其实在中国也是这样,在农村地区饮用水、地下水、土壤、垃圾的问题远比雾霾严重,但雾霾问题的关注度远高于上述问题,原因是富人可以购买纯净水、选择远离垃圾填埋场来规避某些环境问题,但必须和穷人一样呼吸同样的空气,难怪有人说雾霾问题代表了中产阶级的利益。

除了这种解释之外还有一种经济学上的解释:随着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在改变,由第二产业为主转变为第三产业为主,向知识经济转型;技术的进步会带来更加清洁的生产流程;法律体系逐步健全,政府加强监管也可能促进拐点的到来。

图片来源:新华社

另外,EKC曲线背后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驱动因素就是污染转移。因为发展中国家有更廉价的劳动力,污染企业从发达国家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同时,在发展中国家,法律体系不健全,环境管理远不如发达国家规范,环境标准不严格,企业在发展中国家就不需要采用过多的环保措施,进而生产成本更低。但是这样看来,EKC曲线所显示的环境质量的改善是以另一个国家环境恶化为代价的,并且这只会让污染物的排放物是增加而非减少。因为在发展中国家生产同样的产品,不必遵守发达国家那样严格的环境标准。这种现象被称为“污染天堂”,并且有研究声称,由于“污染天堂”的存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京都议定书》反而会加剧温室气体的排放(因为只增加了发达国家的环境要求,而并没有对发展中国家提出具体的减排要求)。这种现象不仅仅存在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也存在于同一国家内部各地区之间,例如中国城市与农村,东部沿海与中西部。

 其实EKC曲线当初只是拟合的经验曲线,不能代表某种“规律”。此外,EKC曲线有很多局限性。首先,EKC曲线的研究局限在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特定污染物(比如二氧化硫的排放量)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环境质量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往往一种污染物的削减也是以另一种污染物的增加为代价的。比如一般随着经济发展,煤使用量会减少而石油使用量会增加,对应着就是硫化物的减少和氮氧化物的增加。其次EKC曲线目前只在大气污染物的验证上比较成功,对于具有一定积累性的污染物或者环境指标,比如水体污染,土壤污染等指标,其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并不符合EKC曲线的关系。另外,从长期来看,EKC曲线的倒U型曲线可能只是N型曲线的一部分,现有很多研究表明,部分污染物(例如工业固体废弃物)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呈现N型关系。这意味着还存在第二个拐点,越过这个拐点之后,经济发展依旧会导致环境恶化。

早在EKC曲线研究早期,就已经注意到了三种主要曲线类型,线型,U型,N型,而倒U型并不是普遍的规律

所以EKC曲线并不能揭示环境质量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这在近期的研究中也可以看出。 之前EKC曲线的研究只是针对某种特定污染物和人均GDP的关系,并不能用来表示总体环境质量的改善。在环境领域,反应环境质量的一个综合性指标是生态足迹,所以近几年关于EKC曲线的验证转向了生态足迹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2016年南昆士兰大学(University of Southern Queensland)针对22个国家的研究显示,有10个国家可以认为呈现出倒U型的关系(其中部分国家也可以认为呈现出N型或其他形状的关系),而2013年南特大学(University of Nantes)针对15个国家的研究则表示只有2个国家的生态足迹与经济发展呈现倒U型的关系。

回到2015年陈吉宁部长提到EKC曲线的时候,就有部分学者发声,反对将EKC曲线经验曲线上升到“规律”的层面。其实只是条曲线,其本身并不能说明什么,且并不可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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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cas R E B, Wheeler D, Hettige H. Economic Development,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of Toxic Industrial Pollution, 1960-88[M]. World Bank Publications, 1992.

Panayotou T. Empirical tests and policy analysis of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at different stage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R].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1993.

Shafik N, Bandyopadhyay S. Economic growth and environmental quality: time-series and cross-country evidence[M]. World Bank Publications, 1992.

Hervieux M S, Darné O. 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 and Ecological Footprint: A Time Series Analysis[J]. Working Papers, 2013.

Gazi A. Uddin, Khorshed Alam, Jeff Gow. Does Ecological Footprint Impede Economic Growth? 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the 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 Hypothesis †[J]. Australian Economic Papers,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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