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hagian教授接受可道远程视频采访（摄影：崔仲雄 | 可道）

Sahagian教授简介

Sahagian教授有着非常广泛的研究兴趣，在古生物学，火山学，地层学，地球动力学和构造学，全球水文学，人类活动的环境影响和科学教育方面都有所建树。他曾在获得诺贝尔奖的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担任评估报告的作者和评论员，以及在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全球环境展望担任首席科学审查员。

访谈人／蒋明凯，郑雪萌

受访人／Dork Sahagian教授

1. 可持续发展重要么

蒋明凯:  在如此现代化的世界里，可持续发展是非常难做到的。归根结底，作为一个个体，我为什么需要在乎未来有足够的资源供所有人发展？

Sahagian教授: 有些人在乎未来是为了他们的子孙，为了让后代有跟我们一样好的生活，也有些人仅仅是出于道德考量。如何改变是非常难的。我们需要改变的不仅仅是政治、经济的构架。人们现在利用自然资源，付出很小的代价就可以获利，但是真正付出代价的是我们的子孙后代。打个比方，我们现在就像是拥有信托基金的一群富二代，我们可以靠着信托基金产生的利息过的很好。信托基金的经理都清楚，绝对不能让这个小子吃到本金，因为吃了本金就没有钱产生利息了。很可惜，我们这个社会是一群非常聪明又很淘气的孩子，我们对只吃利息不满足了，过度的消耗了我们的能源以及生态系统，因此，我们现在的行为变得不可持续了。不要忘记，全球人口不仅仅是总量的上升， 还有人均消耗的不断攀升。

蒋明凯：所谓我为环境，环境为我，问题的根基在于环境是大家的，每个人都有责任，却每个人都不负责。对于正在享受中国经济红利的个体来说，挣到足够的钱，为下一代打好经济基础才是最切身相关的追求，这也是从他们角度出发的可持续发展。如何尝试去拉近两种可持续发展的定义呢？

Sahagian教授：第一个尝试去做出改变的人当然会牺牲掉很多。但是，全球升温不会停，自然资源会继续枯竭下去，直到所有人都尝试做出同样的改变。因此从一开始，我们就知道，对付气候变化是一个全球的工作。 

（图片来源于网络）

2. 科学家的在政策制定过程中扮演什么角色？

蒋明凯:  虽然中美的政治结构不同，但是我们看到科学家正在更加积极的参与政策制定，尤其是在美国。他们是在推动什么？ 

Sahagian教授：我认为政治和公共决策应该基于科学事实，而不是基于公众意见或短期经济利益。各个层面政策的制定需要有科学事实来支持，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才可以讨论细节。

（图片来源自网络）

3. 政府应该如何应对？ 

蒋明凯:  发展中国家会讲，我们这个世界之所以在现在这个状况，发达国家是需要负很大责任的。发展中国家必须要继续发展下去，这是共识。如何破解这个隔阂呢？

Sahagian教授：我们现在掌握的知识与200年前相比有着质的不同。因此，发展中国家应该尝试避免发达国家犯过的错误。虽然发展中国家会说，为什么你们可以犯错而我们不可以。两个原因：首先，我们的知识更多了，同样的，现在有可替代的选择了。我们可以选择用非化石燃料支持经济。第二个原因就是，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太庞大了，我们地球没有这样的承载力来支持如此庞大的人口基数。另外，对于这些发展中国家来说，由污染发展模式向绿色能源的转型会更痛苦。我们这个星球都无法可持续的支持3亿美国人的能源消耗量，更不用说70亿正在尝试变成像美国人消费模式的人口。 

我认为真正的解决办法是新兴经济体尝试非碳发展模式。这意味着更绿色的能源。事实上，绿色能源是存在的，但是我们需要发展中国家以及发达国家更积极主动的去探索他们。在这方面，发展中国家有很大的优势，因为他们的工业基础相对薄弱，他们可以直接尝试以更可持续的方式发展起来。相对而言，发达国家整个工业的基础都是以化石燃料为基础的，因此，发达国家的转型就会很困难，而且也非常昂贵。发达国家相对更加富裕，因此他们可以承受去做更多的事情，如果他们选择这么做的话。但是，现在看起来，发达国家没有选择这条路，这是面对工业化国家领袖的挑战。

习近平主席在COP21大会上发言（图片来自网络）

郑雪萌:  在平衡经济增长和制定限制化石燃料和使用可再生能源政策方面，您对中国政府有何建议？

Sahagian教授：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有着越来越举足轻重的地位。中国的二氧化碳总排放量已经超过美国了，虽然它的人均排放量仍然很低。但是对地球系统而言，总排放量才是有影响意义的。中国的经济发展会带来更多二氧化碳排放，而这里面有很大一部分是出口到美国的。那么我们该把这一部分碳排放量计算在谁的头上呢？按现行体系，这算是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或许我们不该这样计算。中国正在建更多的核能电厂，水坝，风能太阳能基地－以独一无二的速度来替代煤力资源。所以，将这个势头继续下去，比什么都重要。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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