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介绍：马海兵先生是位于美国华盛顿的世界观察研究所的中国项目经理。他的主要研究方向是清洁能源和气候变化，同时关注中国绿色经济的潜力和影响力。马先生及世界观察研究所在中国参与了很多项目的研究，如探讨页岩气的作用，并在省和地方层面启动可再生能源测绘计划。马先生的经历包括在清洁空气政策中心（CCAP）担任国际政策助理，在管理几个与中国有关的项目方面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他参与制定了中国电力、钢铁和水泥行业的减排模拟和实施计划，电力部门建模项目，并为交通部起草了一个低碳发展计划。马海兵先生毕业于中国浙江大学公共管理系，并取得了北京大学公共政策分析硕士学位。他目前在马里兰大学帕克分校完成博士学位，主要研究方向是中国的电气和电子设备管理问题。

采访人：郑雪萌（可道|文以载道副主编）

受访专家：马海兵

导言：

2016年11月对于气候变化是至关重要的一个月，11月4日《巴黎协定》正式生效，11月18日联合国气候大会发表《马拉喀什行动宣言》，表示将进入就气候变化“履约和采取行动的新时代”：针对一个变暖的星球，国际社会具有责任采取紧急行动，使温度的升高控制在两摄氏度以下。

中国的碳排放量目前约占全球总排放量的20%，是全球第一大碳排放国。我国政府采取了非常积极的应对策略，主动出击，向国际社会传递了明确了低碳转型信号。在经历了为期近三年的七个碳市场试点之后，2017年我国将全面启动全国碳交易市场。不过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碳市场到底是什么呢？碳市场会对我们的日常生活带来哪些变化呢？可道有幸请到了美国华盛顿世界观察研究所中国项目经理马海兵先生带我们一一解答心中的疑问。

1. 雪萌: 中国的碳市场建设从早起的CDM清洁发展机制，到2013年的7个碳交易市场试点，再到2017年的全国性碳市场建设，我国的碳交易机制历经多个阶段的发展。您是如何评价这样的发展？近年来我国在碳市场方面的大力建设对于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带来哪些影响？

马海兵先生: 中国碳市场建设的特点是“快”。国际同行认为在中国体制下，一旦中央有决策，地方的执行力比西方所谓的民主国家要快很多。中国从2011年开始有这个创意布局，到2013年这七个试点开始执行，到2015年，有的试点完成了第二个履约期，有的完成了第一个，确实非常快。看西方欧美具体运行才十多年，光之前讨论了很多年。中国在碳市场建设方面，其实和改革开放以来所有政策一样，是一种“摸着石头过河”的形式。政策雏形从建立到完善速度非常快。当然，具体实施方面也遇到一些问题，不过这也是建立试点的目标之一。这样可以发现一些问题，方便高层决策人员有的放矢的去寻找适应中国国情的解决方案，为明年开始的全国性碳市场打好更多的基础。

中国的碳市场对全球来说，第一是放出了一个很强烈的信号，表明我们真的在做这个事情.中国在减排方面是很认真的，要调动大量的人力物力以及制度建设来推进这件事，这是一个高层的政策举动。另外也说明市场机制是将来推动减排的一个很重要手段，值得各个国家借鉴。第三是使中国在全球气候谈判上赢得一定国际地位，因为很多国家，比如美国，对于要不要做这件事争论了很多年，但是中国很快的就实施起来了，对争取第三世界同盟很有帮助。

（可道小讲堂1：清洁发展机制(CDM)

清洁发展机制(CDM)、排放交易(ET)和联合履约(JI)是《京都议定书》规定的三种碳交易机制。清洁发展机制（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CDM）是京都议定书下面唯一一个包括发展中国家的弹性机制。清洁发展机制允许发达国家通过帮助在发展中国家进行有利于减排或者吸收大气温室气体的项目，作为本国达到减排指标的一部分。

可道小讲堂2：七个碳交易试点

2011年年底，国家发改委为落实“十二五”规划关于逐步建立国内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要求，同意北京市、天津市、上海市、重庆市、湖北省、广东省及深圳市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2014年，7个试点市场全部启动上线交易，共纳入排放企业和单位1900多家，分配的碳排放配额总量合计约12亿吨。截至2015年年底，7个试点碳市场累计成交量近8000万吨，累计成交金额突破25亿元人民币。）

2.雪萌:欧盟排放交易体系（ETS）至今已运行11年，在设计制度和运行系统的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的宝贵经验，在诸多关键问题上都为中国建立碳排放市场交易体系提供了帮助。中国建立的全国碳排放交易体系与欧盟ETS有很多相似之处。那中国在面对不同国情，是怎样考量的呢？

马海兵先生: 从制度建设来说，所有的主题建设都是和欧盟ETS的经验一脉相承的，包括配额的分配方式，但中国在七个城市试点的时候也稍微做了一些变体。这都是在欧盟的既定框架之下做出的适合中国本土的尝试。比如说在规定哪些企业可以包括进去的时候，中国采取的是用每年能源消耗超过一万吨标准煤这样一个一刀切的标准，不像欧盟整个产业范围内的企业都要包括进去。在配额分配方面，中国目前仍然是以免费的发放为主。比如湖北已经把拍卖这个机制写进去了，但是具体执行方面是很小很小一个范围。一个方面讲中国政策执行方面很快，但很多在政策设计方面设计好的东西目前还没达到完全的效果。

雪萌：那您觉得具体执行的效果，能及时反馈到中央，让我们进行及时的调试么？

马海兵先生: 这个是经常调试，我和大多数试点，比如深圳、北京、上海，包括碳市场制度具体设计者，还有交易所的代表都有比较多的接触。从他们的反馈的情况来看，他们和国家发改委交流的渠道是非常畅通的，一旦有情况就能及时反馈，他们可以及时调整。2011年决定试点之后，地方政府基本处于主导地位，中央包括发改委处于宏观把控的位置，让地方尽量去做，遇到问题中央再来解决，各自有什么特色都有当地地方政府来决定。

3.雪萌:在十月份刚刚结束的国家民航大会上，大会刚刚通过了建设碳交易机制，通过市场化手段，加快航空行业的减排行动，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您对此有什么看法？这会对全球碳市场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马海兵先生: 这对国际气候谈判和全球碳市场都有很好的激励作用，航空业达成的协议定规定2020年引入市场机制,。要用市场机制促进各个运营商达成减排行动方案。它的初衷是设定好循序渐进的逐渐降的减排目标，限制这个行业的高碳发展。同时在确定下总体目标的同时，让各个主体（运营商）选择最有利于自己运营成本的方式达成各自的减排成果。这个目标正好和中国的长远的碳市场目标相比较契合。

我国最近刚刚发布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2016年年度报告，其中就涉及到碳市场。解振华（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别代表，曾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在发布会上说，到了2020年预计中国的全国性碳市场处于比较完备的状态，同时会加入碳税。其中因为碳市场覆盖了一部分行业和一部分行业里的高排放企业，还而剩下那部分行业的低排放企业和很多没有被覆盖的行业，将来的碳税会用来覆盖这些产业中的企业主体。所以碳市场和碳税这两方面结合起来就组成我国比较完善的应对气候变化的解决方法。

2020年，航空业也又正好包括在这全国定好的二十多个这些行业之中。，中国航空业目前是在全球中发展速度最快的，而航空业会成为将来减排的很重要目标和主体。目前全球范围来看，航空业碳排放只占2%，预计2020-2030年会占到5%左右，因此在增加的这些排量中，中国会占到很大的部分。，如果中国航空业也从明年开始参与到国内碳市场，经过未来三四年实践，可以形成比较完善的通过碳市场来减排的措施，这对2020年开始的全球航空业减排利用市场机制减排将形成很多经验和教训，是个很好的事情。

雪萌:也就是说我国航空业将会领先一步，成为航空业实践碳市场的先驱，可以给其他国家航空业以及运营商做一个先导，可谓咱们也是走在了世界前列。那您看全球航空业既然有这样的意识，会不会带动其他行业，比如说远洋，做出相应的减排计划呢?

马海兵先生: 像海运等行业也是应该做出类似的举措，而有国际远洋组织也正在积极努力推进这样的措施。不过就交通业来说，74%的碳排放是来自陆上交通，比如我们平常用的汽车，就没有国际性的组织来进行管理，完全只能依赖于各国国内的法律和政策。

（拓展阅读：“绿色航空“已真正“起飞”？ http://kedao.blog.caixin.com/archives/153451）

4. 雪萌:您认为碳交易和碳税会对普通人的生活带来哪些影响？羊毛出在羊身上,碳税会不会提高人民的生活成本, 会不会使小到生活用品，医疗用品，大到汽油，汽车等我们衣食住行相关的消费品都涨价呢？

马海兵先生: 从市场运作机制来看，绝对是有影响的。因为无论是碳税还是碳减排方案，最终着眼的主体都是企业，而企业最终都会把成本追加到消费者身上。关键是在于影响有多大，中国现在还没有做过相关报告，美国做过相关理论性的研究，我看到一个数据说如果在美国实行全国性的碳排放减排交易，每一位美国国民每年的生活成本大概会增加在5美元以内，相对来说不是很高。在中国的话，我认为只要制度设计的恰当，对普通公民生活成本的增加应该是在可以忍受的范围内，而且只要制度设计合理，不应该只由终端消费者承担，而且近几年我国民众已经经历了一定程度的物价上涨，还是有一定的承受能力的。

雪萌: 确实，我们生活成本的涨幅主要和通货膨胀还有经济上行等多方面都有关系，那您的意思是只要制度设计的合理，成本会分摊到政府、企业和个人中吗？

马海兵先生: 对的，应该是整个社会均摊这个成本。这个制度设计很重要，一方面也是要有候补的政策去弥补这个政策可能造成的一些当下的群体的利益损失。比如说对传统化石行业的员工本身，他们不需要去承担这个责任，受到太多利益损失。因为人类的认识是在增长过程中，过去从事一些行业的从业者人不应该为这个产业负责，他们受到的损失应该还是需要受到一些弥补。比如后期碳市场取得一定收益，是不是可以考虑部分拿出来去补贴这一部分从事相关行业而受到利益损失的员工，帮助他们做一些人力建设，尽快适应其他新的工作，这些是政策设计者需要考量的一些问题。比如美国加州现在在执行的碳交易方案，也有设计这方面的政策。我们对中国的明年中国明年我们可以拭目以待，看看全国性的方案是不是有这样的内容。

制度设计其实是碳市场最关键的问题，也是最让我担心的。因为现在中国一来缺少相关经验，二来在政策制定方面有时可能一刀切，还有就是执行过程中，特别是在试点执行过程中，会有很多方面数据的失衡。因为试点为全国市场提供基础性数据，目前在我国整体信用体制没有经验的情况下，配额的分配和汇报、核查都由地方政府汇报；而地方政府又和企业之间存在一些利益挂钩的状况，所以很难说目前获得的价格、成交量信息是100%精确的。如果这方面的精确度有限，那给全国性市场提供的参考价值也是有限的，在这个信息基础上的制度建设可能也会有一些问题。所以我认为我们需要保持一定的灵活性，假设当前执行下去可以之后我们可以用一些补救措施，这样即使将来发生一定问题，我们也可以及时来纠正。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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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人：郑雪萌，毕业于乔治华盛顿大学

现为审计师

对环保一直有浓厚兴趣

问题整理：杨驿昉、常雪羽、陈思佳、郑雪萌

后期整理：郑雪萌、蒋明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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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陈舒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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