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徐征（可道|文以载道观察员）

2016年10月，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伊隆^.马斯克（Elon Musk）和罗伯特^.默里（Robert Murray）小小的撕了一场，将能源补贴的讨论曝光在了媒体和公众面前。作为事业版图横跨了特斯拉、SpaceX和Paypal等几大行业巨头的硅谷著名企业家和投资人，伊隆^.马斯克以120亿美元身家稳居福布斯身家榜单第34位，同时排在全球最具影响力人物第21位。而跟他叫板的这位，也不是一个省油的灯——罗伯特^.默里是全美最大的私有煤炭公司默里能源(Murray Energy Corporation)的首席执行官,气候变化质疑者里面扛小旗的, 掌管着全美最大的地下开采煤矿(Underground Coal Mining)。

撕逼现场：

During an Interview with CNBC, Murray had the following to say about Tesla:

“Tesla is a fraud. He’s gotten $2 billion from the taxpayer, has not made a penny yet in cash flow, here again it’s subsidies.”

在与CNBC的采访当中，默里如此评价特斯拉：“特斯拉是一个巨大的骗局。他们从纳税人那里搜刮了20个亿，却没有赚到一分钱——靠的全部是能源补贴。”

伊隆^.马斯克在推特上面对罗伯特^.默里的直接回应：“气候变化的反对者才是真正的骗子。至于‘补贴’，特斯拉跟煤炭产业相比拿的少多了。要不我们都不要补贴试试？

晚了小半年，笔者熟睡梦中惊坐起，决定再把能源补贴拿出来说说事。那么，二位大佬所谈的能源补贴到底是什么，而它又是怎样影响我们的生活的？这些补贴的“初心”是什么？我们这就来论论道。

所谓能源补贴（Subsidy）

首先，我们要清楚，我们是如何定义能源补贴的。很吊诡的是，国际社会并没有对补贴的定义达成一个共识。原则上说，能源补贴就是由政府主导的价格干预（Price Distortion），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手段降低能源产品的市场价格，从而作用于供需关系来实现具体的政策目的和目标（产业保护，鼓励生产等等）。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定义，能源消费补贴同时考量税前补贴（Pre-tax Subsidies）和后税费补贴（Post-tax Subsidies）。税前补贴是通过估计单位消费者所支付的能源费用与能源参考价格（Reference Price）的差距来计算的, 采用自下而上的统计方式。参考价格则是由能源的开采，转化，运输和分配等一系列过程的成本所计算而来的。

而后税费补贴则是税前补贴再加上反映环境危害、民众健康损害等一系列由于环境外部性所导致的“税”，我们称之为庇古税（Pigovian Tax），以及其他的一些增值税补贴或倾斜统计来的。当然，我们也可以通过政府的政策及税务目录自上而下的直接清查（Inventory）计算补贴总量。

能源补贴特点1:量化难

可以看到，能源补贴就是为了衡量能源的价格扭曲程度而进行的估算。由于整个能源补贴的规模庞大，量化难，条目无一定之规，数据获得也存在壁垒，一些国家的一些条目甚至完全没有数据记录，研究分析者们只能通过假设和其它相关数据的推测来估算具体的数字。

拿中国为例，国家对于能源企业的土地政策优惠就广泛被视为一项非常重要的能源补贴，企业在获得土地时，简单的手续和低廉的价格，节省了相当的资本和时间，但这一部分从经济角度来进行核算就有了一定困难。而在计算后税费补贴时，对于环境危害、居民健康损害等所导致的庇古税的计算也仍在不断的完善中。中国在G20框架下与美国同行审议的自述报告中，共明确了9项需要改革的低效能源补贴的条目，但是因为数据缺失，却只能对其中三项进行量化评估。所以能源补贴的统计和估算是一个高度缺乏精确性且不断优化的过程，基础数据和假设的轻微变动就会对最终结果造成剧烈的影响。

另外非常经典的例子就是，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5年的研究中，全球2011年的后税费补贴估算为4.2万亿美金，是之前2013年所估算的2011年能源补贴（2万亿美金）的两倍还多。两次结论的差异之大虽然一部分受经济因素影响（约40%，如：通胀率，实际收入增长等），但影响更多的一部分却是由于两次评估时，基础数据的完善程度不同。第二次评估时，采用了更精确的环境损害测算和环境污染数据（30%）、世卫组织的数据对于环境对人类健康影响数据的更新（15%）、新增添的环境及健康损害数据（15%）的影响。

能源补贴特点2:受市场因素影响

能源补贴的总量浮动会在更大程度上受市场的影响。

国际油价对能源补贴总量的影响就是一个非常经典的案例：在政府政策制定观念中，能源价格的稳定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因此很多国家在本国市场的能源定价不完全由市场机制来实现，反而通过能源补贴作为缓冲，稳定国内的能源价格。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另一份研究表明，在21世纪的前十年，国际油价经历了一次迅猛增长，许多发展中国家在这一时期没有能够将国际油价成功反馈到国内市场，导致补贴增长并堆积，为政府财政造成很大的负担。

然而，当国际原油价格出现回落时，这些国家也并没有降低国内油价，而是借机回收之前的财政损失，从而补贴总量随之减少。现阶段的低油价情况被视为削减原油能源补贴的绝佳时机，因为低油价情境下将补贴撤出使能源的价格波动不易被消费者所察觉，从而不会影响社会稳定。所以在各国正在进行的能源补贴改革中，各国势必会在低油价情境下交出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但令人担心的是，如果油价回升，巨额的能源补贴也相应的随之归来。

能源补贴的“初心” 

很多人会区分消费者补贴或生产者补贴，但在笔者看来二者所言为一事，只是政治话术的选择而已。能源补贴会在市场和供应链之中以直接或间接的形式传递，最终还是落在了终端消费者身上。

事实上，无论从个体或是产业、甚至国家的层面来看，能源补贴都有诸多延伸的收益：能源补贴原本初心通过稳定能源价格来保护消费者的利益，因为能源的使用和接入权已经成为基本人权的考量。另外，能源补贴也可以被视为产业政策，用于扶持国家具体产业，特别是产业链的初期发展，助力本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从意识形态来说，上个世纪的石油危机的阴影也使得各国政府在政策制定时，格外重视国家能源安全（Energy Security），因此偏重扶持能源行业，鼓励能源设施建设，试图减弱能源的对外依赖性。

然而，能源补贴作为旧时代的遗存物，在新的时代却不再适用。

目前很多研究发现，能源补贴在履行帮扶低收群体和维护社会平等（Equality）的使命时是非常低效的手段。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近指出，社会收入排在前20%的群体所消费的能源补贴是社会收入排在后20%的6倍多。同时，能源补贴扭曲了供需关系，造成的能源的浪费和资源的不合理分配、环境的过度开发和污染，亦为政府财政带来严重的负担。另外，对可再生能源和传统能源的同时补贴，产生了抵消作用，降低了政府的政策效用。在一些国家和地区，由于能源消费迅猛增长，早期制定的能源补贴政策所占用的资金也随之膨胀，也成为了政府财政上的累赘。

结语：

能源补贴更多的是“唯结果论”，一切可能或试图扭曲能源价格的政策，措施都可以被视为能源补贴。

对能源补贴的测算，一方面是为了评估传统化石能源的价格扭曲，从而为推广可再生能源的经济性站台。传统能源，如煤、石油、天然气由于多年的产业发展，有完善的基础设施建设，成本低廉，获得方便。所以当学术界需要劝诫政府转向发展新能源时，就需要拿传统能源所具有的环境外部性（Environmental Externalities）来跟讲道理。另一方面，政府支持消减能源补贴也是为了财政减负。

整个能源补贴的改革的讨论依然在学术界和政府之间不断的讨论和博弈中，这也就是笔者之所以认为能源补贴至今还没有一个明确定义的原因。传统的化石能源产业集团作为既得利益者依旧和新兴的可持续发展产业进行着利益上的博弈，一条明确的定义，代表利益的清晰分割和一系列的政策变革，对既得利益方就是一次利益的切割，这一刀能不能切下需要一个长期的博弈过程。而且，能源政策需要从具体情况出发，模糊的定义也为各类政策的设计提供了灵活性。

我们需要承认能源补贴政策产生时有符合其需求的背景，我们依然享受着这一系列政策的成果。但是，旧时代的产物并不全是新时代的瑰宝，当现行社会的发展面临阻碍，能源补贴成为了长期发展目标所必须逾越的屏障，我们期望政策制定者愿意承担更大的风险和责任，在传统能源利益集团和新型能源利益集团之间果断制衡，明确厉害。与此同时，积极评估和改善政策制定实施中可能带来的问题，从能源补贴之外的途径，帮扶社会低收入人群，维护社会平等和秩序。我们需要肯定的是，当包含环境外部性进入经济系统内时，一定会带来经济增长的减缓和居民生活成本的升高，但是能源系统需要一个跨越来满足文明更长期的发展需求。

这是颗毒药，也必须要吃下。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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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徐征，巴黎政治学院国际能源硕士在读

审稿：孙轶侬，侯晓璇 (可道|文以载道编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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